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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过后，家里人给袁子文买了一部手机，除了发短信打电话几乎什么功能也没有的那种。袁子文不想去爸爸妈妈那，虽然自己是父母的儿子，去了不免也有羊入虎口的感觉，索性整理几件衣服，然后带上平日里的日记本，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去北京，爸爸妈妈起初是不同意的，但听袁子文说北京有同学，而且到时候晚上也有着落，便也不再担心。袁子文自然十分高兴。
袁子文在北京随便找了一份工作先干着。因为很少出过远门，从北京下了火车，觉得有些分不清方向，而自己方向感本来就很差，在地下室里根据出口的标示一直走，箭头的方向一会儿朝左，一会儿向右，像被人打着巴掌的脸，一会儿左偏，一会儿右移，袁子文都有些犯糊涂了。虽然难得糊涂是件好事，但这个时候还是不希望如此。之后看见一个警察在帮人们指引路线，袁子文也就上前去打听，警察跟袁子文说的全是南南北北东东西西，袁子文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自己只能分清上下左右，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，毕竟那位警察说的还很认真，袁子文也认真的听，不过是装的，跟在学校上课一样，在下面坐着，尽管面朝黑板，但毕竟不是面朝大海，不能春暖花开，所以虽然聚精会神，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瞌睡，其实，心早就飞出了窗外。几个左冲右突，像夜袭的人进了蒙古军营，袁子文又回到了原点，粘合剂一样被拉回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就跟着一群和自己在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漫无目的的走，走出去之后才知道，搞了半天自己竟然是在地下室，来到公交站旁又是一脸的茫然，不禁感叹：“这哪里是南哪里是北啊？”想着北京从北平进化而来，终放不下那个“北”，字，这回自己手足无措，也跟“北”有了交情，只不过是败北。没办法，袁子文借着买点面包的机会问了一下售货员，结果她开口也是东南西北，袁子文有些急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你就说上下左右吧，东南西北我也听不懂的！”
那售货员一听，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是南方人吧。南方人方向感好像都比较差。”
袁子文满是不好意思，后来终于搞清了自己的位置，没想到出趟门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就像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：这里面好多事儿呢！好在快到天黑的时候，终于找到一间房子，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。
袁子文的第一份工作是种花，听起来还是一件比较雅致的事情，不过真实的情况袁子文却不愿对人讲，觉得挺没面子的。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，觉得清洁工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，但是却没多少人打心里愿意自己做清洁工作一样。备受尊重的人可能做着最卑贱的工作，这算是整个边角社会永恒不变的定律。袁子文也想成为一个备受世人瞩目的人，也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足迹，可这只是想，说出来是要被人耻笑的，别人只不过会觉得你是一个疯子，一个大言不惭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而已。
袁子文此刻能算得上的，是一个花奴。每天就是给花浇水，然后坐在塑料大棚里，双手在小山似的肥料中捣鼓，把那一株株带刺的花苗放进小盆里。玫瑰花虽然漂亮极致，但她的刺并不适合用来表达爱情，它只会扎的手痛，然后心也跟着痛。
干了半个月，每天都是五六点起床，下午五六点回到家，第一次觉得学校的放肆和任性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但是一想到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说教，还是要抱怨几句，还是很气愤，不相信自己连这点艰难就害怕。半个月的工资，够付房租费，除了自己的吃饭，剩不了多少。心里计算着，这些天除了辛苦，虽然没得到什么，但是很值得。有些东西并不是要用等价交换才能显现其价值，门当户对的婚姻，如果没有爱情，不过是一场交易。在这个经济社会，一切都讲求价格而不是价值，生命有时也不过几万块钱，算来人活一天就值几块钱而已。
袁子文不想自己被标价，自己还有青春拿的出手，如果年轻人缺少了理想主义，缺少了完美主义，那么拥有再多也没多大意义。
爸爸打电话跟袁子文说舅舅在北京打工，让袁子文去那里，而且已经联系好了，袁子文想也没想，一口答应了，因为对于自己目前的情况，袁子文并不看好，不过后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个不小的错误，因为这一次不是种花，而是打扫卫生间。晚上一个人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蜗居着，真想突然之间从这个世界消失掉。和袁子文一块干活的大妈是袁子文的老乡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遇见老乡，真是一件令人悲喜交加的事情。每天大妈带着袁子文打扫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卫生间，大妈告诉袁子文该怎么做，腰间别着一条毛巾用来擦盥洗台上的水渍，袁子文一时间突然觉得生于穷苦的乡村在此时是一种幸运，尽管有些尴尬，甚至觉得有些羞耻，但是一天天还是坚持着将这些事情做完，每次自己一个人在休息室坐着的时候，都觉得犹如芒刺在背，把休息室的门紧紧关着，生怕经过的人往里面看，哪怕并不认识。
有些事情，不是自己不能做的，只是，是不是自己应该做的。下午阳光还很精神的时候，袁子文和一位大叔在楼外大门口洗地毯，大叔不知是感叹还是批评，一直对袁子文说做什么不好偏偏选择了和他一样的清洁工作，到哪也能找一份保安的工作岂不是更好。袁子文在一旁听着，用刷子蘸着洗洁精洗地毯，大叔也跟着自己一样干，只是嘴里吧嗒吧嗒的抽着烟，偶尔目光相互撞了一下，袁子文只是微笑，一直笑，因为也不知道自己能说些什么，该说些什么，而笑是最好的武装，即便脆弱的笑，只要装的足够认真，足够勇敢，也一样可以让人变得坚强，袁子文很相信，很迷信这种笑所表达的一切。
舅舅给别人做拆迁，那几天他在家也没事干，所以，袁子文也就临时干着打扫卫生的活计，没过几天，舅舅就让袁子文跟他一块去工地，虽然辛苦，但是要比打扫卫生要划算，而且还可以挣点学费，袁子文虽然想去，可是这样，自己的清洁工作就拿不到工资了。舅舅说工地上干一天胜过打扫卫生好几天，而离开学时间也不是很远，袁子文也就跟着舅舅又去了工地。临行前，舅舅给袁子文找了几件破旧的衣服，虽然破旧，但都是洗的干干净净的，可是在工地上想做一个干净的人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早晨八点的时候，袁子文和舅舅在公交站旁等车，这个时候，旁边都是等着坐车上班的人。西装革履的人也和袁子文一样，啃一口面饼，然后看一眼公交车来的方向。车子一辆一辆从旁边驶过，每一辆都挤满了人，也还有没挤上只能等下趟车的人，人生或许就是为了等一趟属于自己的车，尽管可以坐不同的车到同一个地方，但是，某个时候，我们只能选择一辆，或许这一趟或许下一班。
袁子文和舅舅好不容易登上了一辆也是人满为患的公车，公车经过前门，那是**广场，从车里能远远的看见**的头像，很模糊。犹记得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到过北京一次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这是自己第二次来北京。想想半个月前种花，刚刚结束的清洁工作，再看看离自己越来越远的**头像，忽然间有些莫名的哀伤，心里一阵苦笑，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一切不过刚刚开始，或许，这还不算开始，因为再过不久，自己又该回到象牙塔里生活，但那不是归宿，而这里，自己还会回来，类似的一幕必将重演，这才是生存和生活并肩友好的铁血佐证。
上层的人一个指示，就可以让自己赚取足够的资本，而底层的人民完全没有这种福分，封建社会的智慧延续至今，让大多数人明白，子民为何向皇帝大臣称草民的涵义，所以，与苦难并行的价值在此时时毫无疑问的正确。他还考虑不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群当年的艰苦卓绝，能看到的是这其中的质变，也不愿理会或倒向这种质变。
袁子文和一群四五十岁的男人顶着烈日抬钢筋，老实说，袁子文真有一阵阵眩晕的感觉。舅舅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工地上要比学校的日子苦多了吧。”
袁子文没有回答，心里想着，此时自己的躯体正经受着自然的考验，而在学校，是精神饱受认为的摧残，好与不好，坏与不坏，或者苦与不苦，累与不累，不过半斤对八两，没有什么值得去评论的，自己无论抵制或是去批评哪一方，都显得底气不足，资格不够，胡闹有加而已。自己要想的是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时日，白天和太阳斗争，晚上和蚊虫抗战，比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还要任重道远。吃饭的时候，在水管前用手接几捧水，抹抹脸，然后拿瓶啤酒，在大锅里盛满满的一碗饭。工地上的白天虽然很累，但是晚上他们依然特别有精神，几个人坐在地上，找一张纸，围在一块打牌抽烟，很吵很闹，有时候看着他们在一块大喊大叫，自己也想大吵大闹。当一个人处在两种不同的情境里，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起来，袁子文就是这样，自己能拿出来与之比较的不过就是读圣贤书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，不过必须相信，累比无聊要好很多，无聊的时候容易累，而累的时候，只是想沉沉睡去，并不会去在意无聊，所以，人生，宁可累一点，而不要无聊。
舅舅这个时候会偶尔和袁子文说几句话，不过是问问袁子文的父母现在如何，当谈起对在工地上的生活感觉怎么样的时候，袁子文只是微笑着说很好。
不久，工地上的工作做完了，而袁子文也要赶回去上学，出门一个多月，经历的却是二十多年来从未经历的事情，人的一生，... -->>
高考过后，家里人给袁子文买了一部手机，除了发短信打电话几乎什么功能也没有的那种。袁子文不想去爸爸妈妈那，虽然自己是父母的儿子，去了不免也有羊入虎口的感觉，索性整理几件衣服，然后带上平日里的日记本，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去北京，爸爸妈妈起初是不同意的，但听袁子文说北京有同学，而且到时候晚上也有着落，便也不再担心。袁子文自然十分高兴。
袁子文在北京随便找了一份工作先干着。因为很少出过远门，从北京下了火车，觉得有些分不清方向，而自己方向感本来就很差，在地下室里根据出口的标示一直走，箭头的方向一会儿朝左，一会儿向右，像被人打着巴掌的脸，一会儿左偏，一会儿右移，袁子文都有些犯糊涂了。虽然难得糊涂是件好事，但这个时候还是不希望如此。之后看见一个警察在帮人们指引路线，袁子文也就上前去打听，警察跟袁子文说的全是南南北北东东西西，袁子文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自己只能分清上下左右，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，毕竟那位警察说的还很认真，袁子文也认真的听，不过是装的，跟在学校上课一样，在下面坐着，尽管面朝黑板，但毕竟不是面朝大海，不能春暖花开，所以虽然聚精会神，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瞌睡，其实，心早就飞出了窗外。几个左冲右突，像夜袭的人进了蒙古军营，袁子文又回到了原点，粘合剂一样被拉回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就跟着一群和自己在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漫无目的的走，走出去之后才知道，搞了半天自己竟然是在地下室，来到公交站旁又是一脸的茫然，不禁感叹：“这哪里是南哪里是北啊？”想着北京从北平进化而来，终放不下那个“北”，字，这回自己手足无措，也跟“北”有了交情，只不过是败北。没办法，袁子文借着买点面包的机会问了一下售货员，结果她开口也是东南西北，袁子文有些急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你就说上下左右吧，东南西北我也听不懂的！”
那售货员一听，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是南方人吧。南方人方向感好像都比较差。”
袁子文满是不好意思，后来终于搞清了自己的位置，没想到出趟门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就像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：这里面好多事儿呢！好在快到天黑的时候，终于找到一间房子，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。
袁子文的第一份工作是种花，听起来还是一件比较雅致的事情，不过真实的情况袁子文却不愿对人讲，觉得挺没面子的。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，觉得清洁工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，但是却没多少人打心里愿意自己做清洁工作一样。备受尊重的人可能做着最卑贱的工作，这算是整个边角社会永恒不变的定律。袁子文也想成为一个备受世人瞩目的人，也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足迹，可这只是想，说出来是要被人耻笑的，别人只不过会觉得你是一个疯子，一个大言不惭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而已。
袁子文此刻能算得上的，是一个花奴。每天就是给花浇水，然后坐在塑料大棚里，双手在小山似的肥料中捣鼓，把那一株株带刺的花苗放进小盆里。玫瑰花虽然漂亮极致，但她的刺并不适合用来表达爱情，它只会扎的手痛，然后心也跟着痛。
干了半个月，每天都是五六点起床，下午五六点回到家，第一次觉得学校的放肆和任性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但是一想到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说教，还是要抱怨几句，还是很气愤，不相信自己连这点艰难就害怕。半个月的工资，够付房租费，除了自己的吃饭，剩不了多少。心里计算着，这些天除了辛苦，虽然没得到什么，但是很值得。有些东西并不是要用等价交换才能显现其价值，门当户对的婚姻，如果没有爱情，不过是一场交易。在这个经济社会，一切都讲求价格而不是价值，生命有时也不过几万块钱，算来人活一天就值几块钱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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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子文和一群四五十岁的男人顶着烈日抬钢筋，老实说，袁子文真有一阵阵眩晕的感觉。舅舅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工地上要比学校的日子苦多了吧。”
袁子文没有回答，心里想着，此时自己的躯体正经受着自然的考验，而在学校，是精神饱受认为的摧残，好与不好，坏与不坏，或者苦与不苦，累与不累，不过半斤对八两，没有什么值得去评论的，自己无论抵制或是去批评哪一方，都显得底气不足，资格不够，胡闹有加而已。自己要想的是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时日，白天和太阳斗争，晚上和蚊虫抗战，比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还要任重道远。吃饭的时候，在水管前用手接几捧水，抹抹脸，然后拿瓶啤酒，在大锅里盛满满的一碗饭。工地上的白天虽然很累，但是晚上他们依然特别有精神，几个人坐在地上，找一张纸，围在一块打牌抽烟，很吵很闹，有时候看着他们在一块大喊大叫，自己也想大吵大闹。当一个人处在两种不同的情境里，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起来，袁子文就是这样，自己能拿出来与之比较的不过就是读圣贤书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，不过必须相信，累比无聊要好很多，无聊的时候容易累，而累的时候，只是想沉沉睡去，并不会去在意无聊，所以，人生，宁可累一点，而不要无聊。
舅舅这个时候会偶尔和袁子文说几句话，不过是问问袁子文的父母现在如何，当谈起对在工地上的生活感觉怎么样的时候，袁子文只是微笑着说很好。
不久，工地上的工作做完了，而袁子文也要赶回去上学，出门一个多月，经历的却是二十多年来从未经历的事情，人的一生，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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