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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备司令，如今差不多就是个空架子。手底下除了作为“非正规军”的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警察总队之外。根本没有任何像样的正规军可供调用。
更要命的是，上海城区辽阔、一马平川、无险可守。民国以来就有“守上海而不战于上海”的说法。现在也不是十五年之后，汤恩伯与粟裕统兵数十万大战上海的年头，在上海郊区还没有那么一圈钢筋混凝土堡垒和壕沟、地雷的坚固工事，更没有囤积军火弹『药』——事实上，如今的上海根本就是一座不设防城市！
所以，仅仅凭着手里的这点“非正规军”，吴铁城是根本没有办法守住被租界分割的上海市的。
唯一比较合理的对策，就是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节节抵抗，阻滞赤匪的推进速度，为上海特别市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对外求援……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——孙立人的第一波援军刚刚赶赴苏州，吴铁城就想尽办法集结了剩下的部队，一路『摸』黑赶往昆山布防。既是作为孙立人的预备队，也是以防万一的第二条防线。
但是，在今天的早上，他试着用收音机听赤匪的抗日演说之际，昆山方面就给他送来了一道噩耗。
“……跟赤匪才打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就丢盔弃甲地垮下来了？真是饭桶！废物！”面对几十公里之外昆山前线传来的败报，吴铁城愤怒地用拳头捶打着桌面，“……昆山一丢，上海还怎么守？”
“……市长，昆山县城原先根本就没有守军，赤匪的行动速度又太快，我军和赤匪几乎是同时进城，因此没办法据城而守……”那位连帽子都跑丢了的警长，只得委委屈屈地低着头，诉说着他的苦衷，“……赤匪人多势众，火力又凶猛，还有好多大炮助战（其实是火箭筒）。弟兄们又没有工事藏身，只凭几杆驳壳枪实在是挡不住啊！市长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想办法求援了！”他壮着胆子建议道。
“……求援？到哪里去求援？”吴铁城气哼哼地把桌面敲得“梆梆“响，“……除了各县的保安团之外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援军在南京——杭州的俞济时自己都被赤匪游击队围着呢！等到南京那边的中央军紧急装船运到上海，怎么也得要四五天之后，多半已经是缓不济急了……”
“……市长，咱们既然在上海，似乎可以跟洋人们商量一下。”吴铁城的秘书『插』嘴说。
“……试过了，没用的！”吴铁城还是继续摇头。“……英法美三国都只肯守住租界，不愿管外边的事。”
“……行政院汪院长刚刚发来无线电报，建议我们联系一下跟虹口的日本友军。”
“……日本人？”吴铁城的眉头深深皱起——他很清楚。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，这一举动会招来怎样的名声——但严峻的现实又容不得他挑三拣四，“……哎，实在顾不得名声了，还是向日本人求援吧！”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“呜呜——”
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，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了黄浦江上的十六铺码头。与此同时，在船舷甲板的两侧。还有每一扇舷窗旁边，都挤挤挨挨地排满了脑袋，贪婪地看着黄浦江两边的上海景『色』。
在外国人眼中。上海是一个自由港，是东方的巴黎，而在中国人眼中，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。
——轮船驶进黄埔江之后。眼前的情景就为之一变。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，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。昔日的乡村已为工厂、仓库、码头所取代……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，但也并非纯粹的异国风情——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“东方的魔都”。
然而，在这些贪看沪上风光的乘客们之中，其实还夹杂着一位前“赤匪要员”的萎靡脸庞……
——曾洪易，江西万安人，1923年加入共青团，次年入党。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，还被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回国后长期担任党内要职，一度跟方志敏共事。1934年，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，随后以“中央代表”的身份，跟随粟裕、寻淮洲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，转战闽、浙、皖等省。
11月1日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。不久之后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、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，曾洪易则留在地方，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。
此时正值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紧急关头，各路国民党军队步步紧『逼』。曾洪易本应努力鼓舞斗志，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，但他却在反“围剿”节节失利的情况下，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和失望，居然到处散布“野战军出动（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）不是胜利的出击，而是『逼』得没有办法”、“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”、“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”、“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”等悲观论调，并私自向中央局去电，提出将闽浙赣苏区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，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。
这样消极悲观的作态，显然是党中央和革命群众都无法容忍的。因而在党中央的电令之下，闽浙赣苏区省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，对曾洪易的“动摇投降主义错误”进行严厉批判，并停止了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。然后作出决议，把他贬谪下放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边沿，浙江省的江山县（戴笠的老家）担任区委书记。于是，曾洪易就垂头丧气地带着六个人和七支驳壳枪，准备到江山县建立革命据点。
但一路辗转到任之后，原本就缺乏干劲的曾洪易，又更加沮丧地发现，江山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强大，当地党员只有寥寥三、四人，群众基础单薄，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展。
他带的几个游击队员，原本就对曾洪易这个窝囊领导很不服气，眼看着他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，整天只知道唉声叹气，于是又都纷纷回到了苏区，把他一个人丢在了江山县。
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，回苏区的路又被封锁，曾洪易在江山县也实在是待不下去，只好抱着一颗沮丧的心离开江山县，一路辗转到了海边，想办法混上一艘轮船，准备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，碰碰运气。
由于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个月，信息不够灵通，无形之中恰好错过了某些有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。
因此，旅途疲惫的曾洪易政委刚刚抵达上海，在十六铺码头上岸，就被一个空前“喜讯”给震得不轻：
“……号外！号外！赤匪第十军团攻入苏州，上海特别市危在旦夕！”
“……号外！号外！赤匪第十军团于苏州发表反日宣言，声称要对虹口的日本驻军宣战！”
“……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紧急声明，宣称万国商团有信心保卫租界安全，望居民勿要惊扰……”
“……吴铁城市长紧急发布全市戒严令，同时向日本在沪驻军求援！已获日方首肯！”
“……奇耻大辱！上海特别市邀请日本侵略者协防上海华界！莫非蒋氏『政府』已成日本傀儡呼？”
……
于是，迎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凛冽寒风，听着报童们的朗声叫喊，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编行李箱子，顿时重重地砸到了地上，而嘴巴更是张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鸭蛋。
“……居然打到了苏州，接着还要打上海？！老方，还有粟裕和寻淮洲他们，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？”
警备司令，如今差不多就是个空架子。手底下除了作为“非正规军”的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警察总队之外。根本没有任何像样的正规军可供调用。
更要命的是，上海城区辽阔、一马平川、无险可守。民国以来就有“守上海而不战于上海”的说法。现在也不是十五年之后，汤恩伯与粟裕统兵数十万大战上海的年头，在上海郊区还没有那么一圈钢筋混凝土堡垒和壕沟、地雷的坚固工事，更没有囤积军火弹『药』——事实上，如今的上海根本就是一座不设防城市！
所以，仅仅凭着手里的这点“非正规军”，吴铁城是根本没有办法守住被租界分割的上海市的。
唯一比较合理的对策，就是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节节抵抗，阻滞赤匪的推进速度，为上海特别市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对外求援……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——孙立人的第一波援军刚刚赶赴苏州，吴铁城就想尽办法集结了剩下的部队，一路『摸』黑赶往昆山布防。既是作为孙立人的预备队，也是以防万一的第二条防线。
但是，在今天的早上，他试着用收音机听赤匪的抗日演说之际，昆山方面就给他送来了一道噩耗。
“……跟赤匪才打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就丢盔弃甲地垮下来了？真是饭桶！废物！”面对几十公里之外昆山前线传来的败报，吴铁城愤怒地用拳头捶打着桌面，“……昆山一丢，上海还怎么守？”
“……市长，昆山县城原先根本就没有守军，赤匪的行动速度又太快，我军和赤匪几乎是同时进城，因此没办法据城而守……”那位连帽子都跑丢了的警长，只得委委屈屈地低着头，诉说着他的苦衷，“……赤匪人多势众，火力又凶猛，还有好多大炮助战（其实是火箭筒）。弟兄们又没有工事藏身，只凭几杆驳壳枪实在是挡不住啊！市长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想办法求援了！”他壮着胆子建议道。
“……求援？到哪里去求援？”吴铁城气哼哼地把桌面敲得“梆梆“响，“……除了各县的保安团之外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援军在南京——杭州的俞济时自己都被赤匪游击队围着呢！等到南京那边的中央军紧急装船运到上海，怎么也得要四五天之后，多半已经是缓不济急了……”
“……市长，咱们既然在上海，似乎可以跟洋人们商量一下。”吴铁城的秘书『插』嘴说。
“……试过了，没用的！”吴铁城还是继续摇头。“……英法美三国都只肯守住租界，不愿管外边的事。”
“……行政院汪院长刚刚发来无线电报，建议我们联系一下跟虹口的日本友军。”
“……日本人？”吴铁城的眉头深深皱起——他很清楚。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，这一举动会招来怎样的名声——但严峻的现实又容不得他挑三拣四，“……哎，实在顾不得名声了，还是向日本人求援吧！”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“呜呜——”
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，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了黄浦江上的十六铺码头。与此同时，在船舷甲板的两侧。还有每一扇舷窗旁边，都挤挤挨挨地排满了脑袋，贪婪地看着黄浦江两边的上海景『色』。
在外国人眼中。上海是一个自由港，是东方的巴黎，而在中国人眼中，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。
——轮船驶进黄埔江之后。眼前的情景就为之一变。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，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。昔日的乡村已为工厂、仓库、码头所取代……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，但也并非纯粹的异国风情——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“东方的魔都”。
然而，在这些贪看沪上风光的乘客们之中，其实还夹杂着一位前“赤匪要员”的萎靡脸庞……
——曾洪易，江西万安人，1923年加入共青团，次年入党。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，还被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回国后长期担任党内要职，一度跟方志敏共事。1934年，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，随后以“中央代表”的身份，跟随粟裕、寻淮洲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，转战闽、浙、皖等省。
11月1日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。不久之后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、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，曾洪易则留在地方，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。
此时正值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紧急关头，各路国民党军队步步紧『逼』。曾洪易本应努力鼓舞斗志，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，但他却在反“围剿”节节失利的情况下，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和失望，居然到处散布“野战军出动（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）不是胜利的出击，而是『逼』得没有办法”、“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”、“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”、“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”等悲观论调，并私自向中央局去电，提出将闽浙赣苏区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，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。
这样消极悲观的作态，显然是党中央和革命群众都无法容忍的。因而在党中央的电令之下，闽浙赣苏区省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，对曾洪易的“动摇投降主义错误”进行严厉批判，并停止了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。然后作出决议，把他贬谪下放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边沿，浙江省的江山县（戴笠的老家）担任区委书记。于是，曾洪易就垂头丧气地带着六个人和七支驳壳枪，准备到江山县建立革命据点。
但一路辗转到任之后，原本就缺乏干劲的曾洪易，又更加沮丧地发现，江山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强大，当地党员只有寥寥三、四人，群众基础单薄，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展。
他带的几个游击队员，原本就对曾洪易这个窝囊领导很不服气，眼看着他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，整天只知道唉声叹气，于是又都纷纷回到了苏区，把他一个人丢在了江山县。
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，回苏区的路又被封锁，曾洪易在江山县也实在是待不下去，只好抱着一颗沮丧的心离开江山县，一路辗转到了海边，想办法混上一艘轮船，准备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，碰碰运气。
由于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个月，信息不够灵通，无形之中恰好错过了某些有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。
因此，旅途疲惫的曾洪易政委刚刚抵达上海，在十六铺码头上岸，就被一个空前“喜讯”给震得不轻：
“……号外！号外！赤匪第十军团攻入苏州，上海特别市危在旦夕！”
“……号外！号外！赤匪第十军团于苏州发表反日宣言，声称要对虹口的日本驻军宣战！”
“……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紧急声明，宣称万国商团有信心保卫租界安全，望居民勿要惊扰……”
“……吴铁城市长紧急发布全市戒严令，同时向日本在沪驻军求援！已获日方首肯！”
“……奇耻大辱！上海特别市邀请日本侵略者协防上海华界！莫非蒋氏『政府』已成日本傀儡呼？”
……
于是，迎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凛冽寒风，听着报童们的朗声叫喊，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编行李箱子，顿时重重地砸到了地上，而嘴巴更是张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鸭蛋。
“……居然打到了苏州，接着还要打上海？！老方，还有粟裕和寻淮洲他们，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