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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，即便是在战争结束七十年之后，依旧被那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不断地提及。
这样的悬殊对比，直接使得有着远超国府军胆气和斗志的cpc军队领导人们，也不觉得击败日军，光复全部国土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。
实际上，以cpc本身的利益来说，抗战的快速结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情。当年常凯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，曾经让举国大骂，但是后来的现实也能够看出，光头大队长的忧虑是现实的。当年一支被追了二万五千里，躲在高原窑洞里，随时可能就要崩溃的武装力量，在与日军和国府军斗争的八年中，居然发展成了一百万军队。而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，cpc就彻底地将kmt从大陆上的统治连根拔起，完成了一个实质上的统一。而kmt方面从1912年建国，一直到东北易帜建立起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国家，则花了16年的光阴。
只要日军还在中国一天，那么吸引仇恨的mt就是国民政府和常凯申，或者说国府军就不能全力对付cpc军队，那么cpc就有着足够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群众基础，去扩建自己的军队。同时，一个抗战无能的政府，还有一个凶残暴虐的侵略者，都能够帮助cpc更好地集聚民心。
虽然以上的论调很功利也很“反动”，不过客观来说现实就是这样。同样来说，就算是将日本侵略者快速赶出本土又能怎样，也许他们不必再受侵略者的侵害，但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，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没有打破旧有经济秩序勇气，更多时间用来内斗和脑残的kmt政权，对于民生疾苦漠不关心，外来资本不断洗劫着人民财富，本国官权资本也在大肆聚敛财富，小农家庭在不断破产着，甚至地主们都过得越来越凄惨，城市里的工人们正在拿自己的性命换一口饭，并忍受着对他们的残酷盘剥甚至人身侵害。不客气地说，中国的红色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是真的到了不造反就会死的地步。
不论后世gzjy们如何粉饰民国时代的歌舞升平、文化激荡，那些文化楷模、道德先锋们的轶事，那些风流而富有文青范儿的高人故事，都不能代表那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的真正呼声就是予那万千小民一个生路。所以，最终cpc的革命成功了，带着镰锤标志的铁靴踏碎了文青小资们的醉梦，撕掉了那看似美好实则已经溃烂的面皮，从最草根最接地气的地方开始做，踏踏实实地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切。
长远来考虑，中国的红色革命不仅仅是驱逐日本侵略者，日本人走后cpc就需要立即将中国最为畸形的一个政党和利益群体，从已经无比虚弱的中国母体身上，铲除下来。也许有了齐愿和转轮王，摧垮kmt变得毫无悬念，但是重新建设这个国家、掌握这个国家可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。
比如，一座城市被占据了，如何去治理这座城市？这势必需要数量很多的基层干部，以及足够好的群众基础。当地的权势力量能不能配合，有没有可以遵循的成熟的执政方针，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如何解决。经济建设方面布局，工农业发展方面的见地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，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。这些对于稚嫩的cpc来说，恐怕都是天书一样地东西。无疑，现在的cpc还不具备这个能力，能够在武装革命胜利后，切实地掌控这个国家，并极快地发展好这个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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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愿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，所以他也没有开着转轮王满日本的搞破坏，只是定期性地有目的地洗劫日军的一些物资，并造成一些破坏，更多还是为了补充新四军的需求。实际他本人的性格也不如老爹齐一鸣那样热血，对待民族国家的问题，也都相对理性，只要认定了一个方案，便会一直走下去，不会受个人感情左右。
1941年的春季就在一场芜湖保卫战的落幕中到来了。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，cpc忙着壮大自身，国府军还在怀疑地观察情况，而小日本则基本上处于一种失去理智的迷茫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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