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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到书评区里有人贴出了关于肃－－反、文－－革等资料，还说起了另一本大作“抗－－日之幸存者”于是小超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了。
在我看来，历史的真相不应该被扭曲。但无奈的是记载历史的人各有立场，在赤色的眼里炮党心黑手狠，翻脸无情。在炮党的眼里，赤色就是“拆污烂”！游而不击。双方各有说辞，这嘴炮从那个时期起打到现在也没个分解。
于是，关于双方的争端很多的资料我都是尽量的从中立方找来的。这些资料包括了当时的一些中立人士的纪实性和报道描述。埃德加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、杰克贝尔登《中国震撼世界》等，这些书籍里面很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双方的态势和他们所做的事情。
不敢说不带有半点的个人看法，但至少很多资料是中立的。埃德加斯诺大家或许比较熟悉，但杰克贝尔登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
贝尔登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情况。当时豫北的农民被光头佬的军队和官府横征暴敛，残酷压迫，逼得走投无路，竟然群起欢迎日本侵略者。首先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的就是他。（原文：我现在还能记得，一九叁叁年在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。当时，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。有一回，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，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，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。我问他们怎么办。他们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日本人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的省长怎么样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，喝他的血！”）
“抗－－日之幸存者”我也有幸看过一些。但说实话，我对里面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。虽然说是站在老兵的立场上来叙述故事，但话里话外偏帮炮党的不少。一些说是民众对炮党拥护什么的实在让我觉得不太舒服。
我上一段，关于那个杰克贝尔登在当时采访一个大学历史教授的一段话吧！
原文：
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，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，并使华北人民站到赤色党一边反对光头佬的这种现象，究竟该怎样解释呢？过去曾相信光头佬能救中国的人们，后来宾弃了他而转向了赤色党。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，该怎样描述呢?我可以象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，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择呢?就在这时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，我把它记了下来。我写着写着，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，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。
杨秀峰不经常在家，他常常骑上驴，翻山越岭，长途跋涉，巡访各个县，问讯人民的疾苦。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，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，如今象游方
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，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、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。
这样一幅图景，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，老实说，我总觉得有点滑稽。这位皮肤白皙、细声细气、举止文雅的教授，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赤色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？
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，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?——何况不是作为党员，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有一天，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，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，品粗制的绿茶。
他的屋子是石砌的，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。就在这个场合，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。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，简直很严肃。
“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”他说，“我已四十一岁了。我想，作为历史教授，我比一般人更爱国。你大概知道，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，国难当头的时候，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。
这样，你就会明白，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，也可以说势所必然。我这么说，只是让你知道，我，一个中年助教授，既非职业军人，也缺乏政治经验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，就自动投效光头佬政府，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，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、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。
“你可以想见，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，心中是多么惊奇，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。炮党的官儿们跑了，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。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，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，一年后，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，我被选为主任。
“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—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，光头佬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，就突然决定把—个叫鹿钟麟的炮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。老百姓觉得炮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，这会儿又来这一手，十分气愤，大骂炮党两面三刀，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。
“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，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。我想光头佬是国家的首脑，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，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。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，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。
“鹿钟麟一上任，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。我答应了，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。
“可是没过几天，就来了不少光头佬的特务，有走着来的，也有骑骡子来的。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。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。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，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，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，我无权撤销。我要是这么干了，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，也会起来反对我。
“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。我一听简直气坏了。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：‘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，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，挫伤他们的热情。，
“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。我坚决反对。我说：‘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，他们抗日有功。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？‘
“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，因为它们未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。我指出，当时炮党已经跑了，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呢?我就对鹿钟麟说，‘你这一条是反动的。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，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？，
“最后，光头佬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，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。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，因此我坚决反对。
“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，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。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，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，我就感到很泄气。我从前满腔热情，现在灰心丧气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抗战竟是那么难啊。
“有时我也想，对光头佬的特务退让一下吧，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，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：不对!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，满怀爱国热情，一心想做好事，想为老百姓做事，参加了抗战，结果呢，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。
“我有点自负，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。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。可是，在这样的斗争中，我感到势孤力单。
“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，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。我只好独力奋战。
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。一天，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，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。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，诬称我逃走了，命令撤销行署。他的告示一贴出来，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，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。他们举出理由说，你鹿钟麟是光头佬委任的，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，那时光头佬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？
“不过，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。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，但是没有得到答复。
“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，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。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，护送新官到任，给他们保驾。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，为此打了不少官司。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，每个区有两个区长，每个县有两个县长，每个市有两个市长。鹿钟麟、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，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、石友三的政府。
“要是一两年前我从光头佬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，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，可想而知，我会吓坏的。
当时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，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，我写了八个大字，作为自己的信条：‘协力抗日，改善民生‘。谁反对这八个字，我就坚决跟他斗争。
“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。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。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。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，说：‘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，请你不要抓人。，但他根本不理。后来，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，青壮年就跑光了，很难找到人去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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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看来，历史的真相不应该被扭曲。但无奈的是记载历史的人各有立场，在赤色的眼里炮党心黑手狠，翻脸无情。在炮党的眼里，赤色就是“拆污烂”！游而不击。双方各有说辞，这嘴炮从那个时期起打到现在也没个分解。
于是，关于双方的争端很多的资料我都是尽量的从中立方找来的。这些资料包括了当时的一些中立人士的纪实性和报道描述。埃德加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、杰克贝尔登《中国震撼世界》等，这些书籍里面很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双方的态势和他们所做的事情。
不敢说不带有半点的个人看法，但至少很多资料是中立的。埃德加斯诺大家或许比较熟悉，但杰克贝尔登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
贝尔登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情况。当时豫北的农民被光头佬的军队和官府横征暴敛，残酷压迫，逼得走投无路，竟然群起欢迎日本侵略者。首先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的就是他。（原文：我现在还能记得，一九叁叁年在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。当时，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。有一回，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，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，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。我问他们怎么办。他们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日本人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的省长怎么样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，喝他的血！”）
“抗－－日之幸存者”我也有幸看过一些。但说实话，我对里面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。虽然说是站在老兵的立场上来叙述故事，但话里话外偏帮炮党的不少。一些说是民众对炮党拥护什么的实在让我觉得不太舒服。
我上一段，关于那个杰克贝尔登在当时采访一个大学历史教授的一段话吧！
原文：
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，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，并使华北人民站到赤色党一边反对光头佬的这种现象，究竟该怎样解释呢？过去曾相信光头佬能救中国的人们，后来宾弃了他而转向了赤色党。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，该怎样描述呢?我可以象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，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择呢?就在这时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，我把它记了下来。我写着写着，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，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。
杨秀峰不经常在家，他常常骑上驴，翻山越岭，长途跋涉，巡访各个县，问讯人民的疾苦。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，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，如今象游方
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，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、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。
这样一幅图景，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，老实说，我总觉得有点滑稽。这位皮肤白皙、细声细气、举止文雅的教授，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赤色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？
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，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?——何况不是作为党员，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有一天，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，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，品粗制的绿茶。
他的屋子是石砌的，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。就在这个场合，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。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，简直很严肃。
“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”他说，“我已四十一岁了。我想，作为历史教授，我比一般人更爱国。你大概知道，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，国难当头的时候，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。
这样，你就会明白，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，也可以说势所必然。我这么说，只是让你知道，我，一个中年助教授，既非职业军人，也缺乏政治经验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，就自动投效光头佬政府，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，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、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。
“你可以想见，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，心中是多么惊奇，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。炮党的官儿们跑了，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。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，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，一年后，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，我被选为主任。
“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—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，光头佬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，就突然决定把—个叫鹿钟麟的炮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。老百姓觉得炮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，这会儿又来这一手，十分气愤，大骂炮党两面三刀，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。
“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，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。我想光头佬是国家的首脑，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，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。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，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。
“鹿钟麟一上任，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。我答应了，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。
“可是没过几天，就来了不少光头佬的特务，有走着来的，也有骑骡子来的。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。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。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，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，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，我无权撤销。我要是这么干了，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，也会起来反对我。
“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。我一听简直气坏了。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：‘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，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，挫伤他们的热情。，
“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。我坚决反对。我说：‘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，他们抗日有功。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？‘
“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，因为它们未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。我指出，当时炮党已经跑了，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呢?我就对鹿钟麟说，‘你这一条是反动的。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，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？，
“最后，光头佬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，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。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，因此我坚决反对。
“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，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。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，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，我就感到很泄气。我从前满腔热情，现在灰心丧气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抗战竟是那么难啊。
“有时我也想，对光头佬的特务退让一下吧，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，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：不对!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，满怀爱国热情，一心想做好事，想为老百姓做事，参加了抗战，结果呢，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。
“我有点自负，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。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。可是，在这样的斗争中，我感到势孤力单。
“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，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。我只好独力奋战。
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。一天，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，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。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，诬称我逃走了，命令撤销行署。他的告示一贴出来，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，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。他们举出理由说，你鹿钟麟是光头佬委任的，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，那时光头佬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？
“不过，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。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，但是没有得到答复。
“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，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。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，护送新官到任，给他们保驾。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，为此打了不少官司。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，每个区有两个区长，每个县有两个县长，每个市有两个市长。鹿钟麟、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，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、石友三的政府。
“要是一两年前我从光头佬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，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，可想而知，我会吓坏的。
当时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，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，我写了八个大字，作为自己的信条：‘协力抗日，改善民生‘。谁反对这八个字，我就坚决跟他斗争。
“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。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。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。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，说：‘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，请你不要抓人。，但他根本不理。后来，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，青壮年就跑光了，很难找到人去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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