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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恩格德急忙抢话说道。
恩格德看出了皇帝的心思，只好跟着一起“利益均沾”。虽说是领罪。但偏偏在皇帝那句胡世安“任职礼部多年”之后，赶紧解释自己“今年五月才转任礼部”，摆明了就是给出了主要责任人的意思了。此刻的恩格德，全然没有几天前小玄烨初登御门下之时，向身旁胡世安求教礼部仪程的那份谦恭了。
福临这次连个语气助词也没有给恩格德，只是专注看着胡世安。耐心等着答案。
“臣自顺治八年任职礼部以来，已届四年余。如今朝鲜行商私贩御马东窗事发，料想绝非仅此一例，也不是仓促而就，定然是积习已久。幸亏皇上明察秋毫，皇二子涉险探查，才得以一探究竟。否则。臣还不知道要疏忽亵玩到何时！此为臣之罪过。至于如何定罪，还请刑部两位大人按律勘定。世安绝不推诿。”胡世安起身之后，认真说出开场白。
“但，恩大人所言锁拿朝鲜行使一行全部下狱一事，臣以为不妥。”胡世安没有搭理另一边恩格德的异样眼神，而是继续说道：
“一来，上国礼制，自古使然，即使是两国交战。还要不斩来使。更何况朝鲜乃是我大清臣国，我为天朝上国，不能以大欺小，这也是刚才皇上所开宗明义的。为今之计。臣以为可由礼部派员入同文馆之朝鲜别馆，一是给使团官员以宣慰安抚，二要申饬责罚他们不尊上国的恶行，三来，就要将那几名具体涉案的行商和书状官，一并押解至刑部审问。待一切水落石出、大白天下之后，方可请皇上颁严旨惩处朝鲜君臣人等。此诚为大义也！”胡世安此时才偷偷看了恩格德一下，在弘毅的理解，就是告诉这位“满尚书”：我把后续责任推给刑部了哈，别怪我不帮你！
“嗯，有道理。”福临还是不动声色，十分沉得住气，正要再行问询，却被十分突兀的一句话打断了：
“臣，刑部汉尚书刘昌，御前参劾礼部汉尚书胡世安，玩忽职守之罪。”
闻听此言，众人皆为之侧目！人家皇帝不是说了先不论罪，而是要先说事情吗？你这难道是搅局来的？
弘毅急忙定睛观瞧：说话这位六十开外，力气不太足，说话都有点颤颤巍巍了，而且样子谦卑，须眉灰白，看着就像是个“好好先生”、“和事佬”一般的人物，可为何就如此语出惊人呢？
“刘昌，朕不是刚说过嘛？先不论罪责，而是议办法。”福临表情有些不耐，言语却还是温文尔雅。
“臣明白。但臣身为刑部尚书，且为汉臣，就要替皇帝分忧解劳，更要痛改前非，彰显大臣之道，做一帮汉臣忠君事主的表率！”说出这种话的时候，此人居然义正言辞，连喘气都底气十足的。简直把上面的弘毅听得五味翻腾、脏腑扭曲——要吐！
不仅仅是台基上的小玄烨不舒服，就连下面站着的明安达礼都是猛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一脸的鄙夷。其余满臣，也都是十分不屑一顾的样子。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，没有出面驳斥的意愿。
其实，身为尚书大臣，竟然有如此做派，也不能一味嗔怪这位“相煎何急”的刘昌大人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始作俑者，还是皇帝福临自己。
顺治十年二月，“任珍案”事发【详见本书第二十三章——算计老毛子】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明安达礼。但到了四月，以陈名夏、陈之遴为首的一群汉臣却“百般抵赖”自己在此案中的种种“不作为”行径，终于惹恼了皇帝福临。一番反复的上疏、圣谕之后，福临下旨说道：“朕览回奏词语全是朦混支吾，竟不身任咎过，更巧为遮饰！将有心之事，佯作误失。大臣之道，果如是乎？陈名夏、陈之遴等，有曾获大罪者，有革职者，亦有被论者。朕每从宽宥，使之改新。今复如此，朕之期望尽虚矣！且屡谕众官修省，奈何依然不改？踵袭宿弊一至于此！朕不时召见，耳提面命。将此恩遇，竟置何地耶？理宜从重议处。着内三院、九卿、满汉官六科、十四道、翰林七品以上、并六部郎中等官，即集午门外，严行议罪，作速奏闻，毋得延缓。”
于是众人就在午门外“会议”。会议的结果是：（陈）名夏、（陈）之遴屡获大罪，俱蒙恩留用。今复巧为欺朦，俱应论死。之后，职司耳目反依附。党类亦应论死。尚书胡世安、王永吉、刘昌，副都御史傅景星，科臣魏象枢、杨璜、高桂、姚文然、袁懋功、刘显绩，御史朱鼎延、冯右京、张瑃（等十三人）徇党负恩，欺诳巧饰，应流徙。
好在福临手下留情，最后定的处罚是：陈名夏、陈之遴、金之俊等，深负朕恩，本当依拟，姑从宽典。著各削去宫衔二级、罚俸一年，仍供原职。陈名夏著罢署吏部事，自今以后从新省改。胡世安、刘昌等十三员免流徙，各降一级、罚俸一年，仍供原职。
自那以后，这位明哲保身的刑部汉尚书刘昌就自觉与一班汉臣拉开了距离，再也不去“徇党负恩”了。这一做法的后果，就突出反映在刘昌主动攻击胡世安这个曾经的“友人”以示分道扬镳，以及明安达礼这位任珍案的直接受害者，对刘昌的极度鄙夷的一句“哼”上了。
弘毅努力忍住了自己要出马言语讥讽刘昌一顿的念头，因为他判断会有人出来反驳，会有汉人，也会有满人。因为，会议的风头已经从“满汉臣子倾轧”，大有转为“部门利益博弈”的趋势。
[1] 宁完我（1593-1665），清初大臣。字公甫。辽阳（今属辽宁）人。天命中降努尔哈赤。隶汉军正红旗包衣。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、议政大臣、太傅兼太子太傅。
的恩格德急忙抢话说道。
恩格德看出了皇帝的心思，只好跟着一起“利益均沾”。虽说是领罪。但偏偏在皇帝那句胡世安“任职礼部多年”之后，赶紧解释自己“今年五月才转任礼部”，摆明了就是给出了主要责任人的意思了。此刻的恩格德，全然没有几天前小玄烨初登御门下之时，向身旁胡世安求教礼部仪程的那份谦恭了。
福临这次连个语气助词也没有给恩格德，只是专注看着胡世安。耐心等着答案。
“臣自顺治八年任职礼部以来，已届四年余。如今朝鲜行商私贩御马东窗事发，料想绝非仅此一例，也不是仓促而就，定然是积习已久。幸亏皇上明察秋毫，皇二子涉险探查，才得以一探究竟。否则。臣还不知道要疏忽亵玩到何时！此为臣之罪过。至于如何定罪，还请刑部两位大人按律勘定。世安绝不推诿。”胡世安起身之后，认真说出开场白。
“但，恩大人所言锁拿朝鲜行使一行全部下狱一事，臣以为不妥。”胡世安没有搭理另一边恩格德的异样眼神，而是继续说道：
“一来，上国礼制，自古使然，即使是两国交战。还要不斩来使。更何况朝鲜乃是我大清臣国，我为天朝上国，不能以大欺小，这也是刚才皇上所开宗明义的。为今之计。臣以为可由礼部派员入同文馆之朝鲜别馆，一是给使团官员以宣慰安抚，二要申饬责罚他们不尊上国的恶行，三来，就要将那几名具体涉案的行商和书状官，一并押解至刑部审问。待一切水落石出、大白天下之后，方可请皇上颁严旨惩处朝鲜君臣人等。此诚为大义也！”胡世安此时才偷偷看了恩格德一下，在弘毅的理解，就是告诉这位“满尚书”：我把后续责任推给刑部了哈，别怪我不帮你！
“嗯，有道理。”福临还是不动声色，十分沉得住气，正要再行问询，却被十分突兀的一句话打断了：
“臣，刑部汉尚书刘昌，御前参劾礼部汉尚书胡世安，玩忽职守之罪。”
闻听此言，众人皆为之侧目！人家皇帝不是说了先不论罪，而是要先说事情吗？你这难道是搅局来的？
弘毅急忙定睛观瞧：说话这位六十开外，力气不太足，说话都有点颤颤巍巍了，而且样子谦卑，须眉灰白，看着就像是个“好好先生”、“和事佬”一般的人物，可为何就如此语出惊人呢？
“刘昌，朕不是刚说过嘛？先不论罪责，而是议办法。”福临表情有些不耐，言语却还是温文尔雅。
“臣明白。但臣身为刑部尚书，且为汉臣，就要替皇帝分忧解劳，更要痛改前非，彰显大臣之道，做一帮汉臣忠君事主的表率！”说出这种话的时候，此人居然义正言辞，连喘气都底气十足的。简直把上面的弘毅听得五味翻腾、脏腑扭曲——要吐！
不仅仅是台基上的小玄烨不舒服，就连下面站着的明安达礼都是猛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一脸的鄙夷。其余满臣，也都是十分不屑一顾的样子。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，没有出面驳斥的意愿。
其实，身为尚书大臣，竟然有如此做派，也不能一味嗔怪这位“相煎何急”的刘昌大人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始作俑者，还是皇帝福临自己。
顺治十年二月，“任珍案”事发【详见本书第二十三章——算计老毛子】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明安达礼。但到了四月，以陈名夏、陈之遴为首的一群汉臣却“百般抵赖”自己在此案中的种种“不作为”行径，终于惹恼了皇帝福临。一番反复的上疏、圣谕之后，福临下旨说道：“朕览回奏词语全是朦混支吾，竟不身任咎过，更巧为遮饰！将有心之事，佯作误失。大臣之道，果如是乎？陈名夏、陈之遴等，有曾获大罪者，有革职者，亦有被论者。朕每从宽宥，使之改新。今复如此，朕之期望尽虚矣！且屡谕众官修省，奈何依然不改？踵袭宿弊一至于此！朕不时召见，耳提面命。将此恩遇，竟置何地耶？理宜从重议处。着内三院、九卿、满汉官六科、十四道、翰林七品以上、并六部郎中等官，即集午门外，严行议罪，作速奏闻，毋得延缓。”
于是众人就在午门外“会议”。会议的结果是：（陈）名夏、（陈）之遴屡获大罪，俱蒙恩留用。今复巧为欺朦，俱应论死。之后，职司耳目反依附。党类亦应论死。尚书胡世安、王永吉、刘昌，副都御史傅景星，科臣魏象枢、杨璜、高桂、姚文然、袁懋功、刘显绩，御史朱鼎延、冯右京、张瑃（等十三人）徇党负恩，欺诳巧饰，应流徙。
好在福临手下留情，最后定的处罚是：陈名夏、陈之遴、金之俊等，深负朕恩，本当依拟，姑从宽典。著各削去宫衔二级、罚俸一年，仍供原职。陈名夏著罢署吏部事，自今以后从新省改。胡世安、刘昌等十三员免流徙，各降一级、罚俸一年，仍供原职。
自那以后，这位明哲保身的刑部汉尚书刘昌就自觉与一班汉臣拉开了距离，再也不去“徇党负恩”了。这一做法的后果，就突出反映在刘昌主动攻击胡世安这个曾经的“友人”以示分道扬镳，以及明安达礼这位任珍案的直接受害者，对刘昌的极度鄙夷的一句“哼”上了。
弘毅努力忍住了自己要出马言语讥讽刘昌一顿的念头，因为他判断会有人出来反驳，会有汉人，也会有满人。因为，会议的风头已经从“满汉臣子倾轧”，大有转为“部门利益博弈”的趋势。
[1] 宁完我（1593-1665），清初大臣。字公甫。辽阳（今属辽宁）人。天命中降努尔哈赤。隶汉军正红旗包衣。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、议政大臣、太傅兼太子太傅。